天安门前的故事

在我珍藏的照片中，有一幅是1949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前拍摄的。

那是傅作义将军发表文告，公布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二天，我作为华北画报社的记者，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先行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当部队高举英雄连队的旗帜，背着背包，扛着钢枪，列队走近天安门前时，我忙着跑前跑后，选择角度，拍下了这幅以天安门为背景的“入城”照片。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天安门前还有东西往来的有轨电车。部队通过天安门时，电车仍不时地跑来跑去。那时，天安门前还没有广场，附近杂草丛生，环顾四周，一片荒凉凄楚景象。当部队经过长安街到达东单一带时，一条临时修建的飞机跑道映入眼帘，随处有砍伐的树木，一切显得破烂不堪。部队由北向南进入东交民巷后，面对外国使馆集中的地段，战士们显得十分激动。这是因为古城北平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失败，而且是对扶植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

看着这幅50年前拍摄的天安门的照片，我不禁想起一件“冒险”的摄影故事。那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文告尚未公布，但国共双方谈判接近达成协议的头一两天，我随东北画报社摄影记者齐观山同志从解放的海淀出发，徒步前往西直门一带。途经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北侧的五塔寺附近时，吃惊地与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守军相遇。当时我们身穿“八路”军服，完全暴露了身份。但国民党军队显然已接到“按兵不动”的命令，对于我们的出现，并无不轨行为。这使我们胆子大了起来。就在这时，住在附近的农民走来，控诉国民党军队杀了他家的毛驴，吃了驴肉和推倒院墙、砍掉树木、修筑工事……说着拿来一张剥下来的驴皮，向我们展示罪证。看到这种情景，我举起相机，拍了手拿驴皮的老乡，也拍了守在五塔寺前大树下的国民党士兵。

随后，我们来到西直门城楼，齐观山同志拿出随身携带的采访通行证，上面有已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将军的签字印章，要求国民党守城官兵放行。一位军官请示后客气地向我们解释说：现在城里秩序很乱，如果现在进城，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在他们的劝说下，我们二人只好按原路返回海淀住地。

出来以前，我全然不知齐观山同志带有采访通行证，因此对未能进城采访，并不感到有多少遗憾，反而对齐观山同志机智勇敢，在处理问题时有胆有识、机动灵活，十分敬佩。

曾有同志问我，拍了开国大典没有？我解释说，同年8月，军委调我到南京，后跟随刘邓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直到1951年2月才重回北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画报社工作，失去了参加开国大典摄影采访的机会。在我珍藏的照片中，有一幅是1949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前拍摄的。

那是傅作义将军发表文告，公布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二天，我作为华北画报社的记者，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先行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当部队高举英雄连队的旗帜，背着背包，扛着钢枪，列队走近天安门前时，我忙着跑前跑后，选择角度，拍下了这幅以天安门为背景的“入城”照片。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天安门前还有东西往来的有轨电车。部队通过天安门时，电车仍不时地跑来跑去。那时，天安门前还没有广场，附近杂草丛生，环顾四周，一片荒凉凄楚景象。当部队经过长安街到达东单一带时，一条临时修建的飞机跑道映入眼帘，随处有砍伐的树木，一切显得破烂不堪。部队由北向南进入东交民巷后，面对外国使馆集中的地段，战士们显得十分激动。这是因为古城北平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失败，而且是对扶植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

看着这幅50年前拍摄的天安门的照片，我不禁想起一件“冒险”的摄影故事。那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文告尚未公布，但国共双方谈判接近达成协议的头一两天，我随东北画报社摄影记者齐观山同志从解放的海淀出发，徒步前往西直门一带。途经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北侧的五塔寺附近时，吃惊地与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守军相遇。当时我们身穿“八路”军服，完全暴露了身份。但国民党军队显然已接到“按兵不动”的命令，对于我们的出现，并无不轨行为。这使我们胆子大了起来。就在这时，住在附近的农民走来，控诉国民党军队杀了他家的毛驴，吃了驴肉和推倒院墙、砍掉树木、修筑工事……说着拿来一张剥下来的驴皮，向我们展示罪证。看到这种情景，我举起相机，拍了手拿驴皮的老乡，也拍了守在五塔寺前大树下的国民党士兵。

随后，我们来到西直门城楼，齐观山同志拿出随身携带的采访通行证，上面有已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将军的签字印章，要求国民党守城官兵放行。一位军官请示后客气地向我们解释说：现在城里秩序很乱，如果现在进城，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在他们的劝说下，我们二人只好按原路返回海淀住地。

出来以前，我全然不知齐观山同志带有采访通行证，因此对未能进城采访，并不感到有多少遗憾，反而对齐观山同志机智勇敢，在处理问题时有胆有识、机动灵活，十分敬佩。

曾有同志问我，拍了开国大典没有？我解释说，同年8月，军委调我到南京，后跟随刘邓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直到1951年2月才重回北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画报社工作，失去了参加开国大典摄影采访的机会。（见图1）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北京解放时的少年儿童，如今已年近花甲。在我的经历中有件值得自豪的事，那就是在1951年国庆节登上天安门，代表全国少年儿童向毛泽东主席献花，这在国庆节还是首次。今天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国庆节向国家领导人献花可是件严肃的大事。为此，团市委的叔叔阿姨从本市小学选拔出几十位品学兼优的学生，男生最后从三人中选出，我竟荣幸当选。女生入选的是刘美云。当时我是北池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听到当选的消息后我十分激动。9月30日晚没回家，住在团市委宿舍里。想着就要见到敬爱的毛主席，我难以成眠，脑海中总想象着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

“十一”那天，学生们在东长安街按顺序排好队伍，我和刘美云在东三座门外南侧少年儿童游行队伍前，我们的后面是少年儿童出国代表队的人员。我和刘美云跑过金水桥，从西侧台阶奔向天安门城楼。当时还没修电梯，我俩走上城楼时已是气喘吁吁。我稳住神，整整服装，来到位于观礼台中央的毛主席面前，行了个标准的队礼，大声说：“毛主席，您好！我代表全国的小朋友向您问好！也代表少年儿童出国代表队的小朋友向您问好！并且由他们带来了全世界小朋友对您的问候！”

这些话并非我事先想好的，而是我即兴发挥。刘美云也向朱德总司令献了鲜花。毛主席显得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然后关切地询问我的家庭和我学习的情况，我一一回答。

最后，毛主席勉励我好好用功学习。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周恩来总理领着我和刘美云，来到用大花盆隔开的一个个分区，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见面。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临别时，周总理亲切地对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我说：“等我长大后当了劳动模范再来见您！”周总理慈祥地笑了。

回来后，我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记者来采访我，还送我一个红布皮日记本，各校也争相邀我去讲演。我和刘美云的照片被东安市场内的燕京照像馆摆上了玻璃橱窗。当年冬天，周总理到这里视察工作时，恰巧看见了我们的照片，还对随行人员说认识我们呢！（见图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在阅兵方队中，有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就是女兵方队，而更具趣味的是，担任女兵方队领队的两位年轻俊美的女军官，竟是一对孪生姐妹。

姐姐张薇薇，妹妹张莉莉，今年22岁，原籍辽宁鞍山，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姐妹俩11岁时，父母就将她们送入北京舞蹈学校学习，13岁时从舞蹈学校特招入伍，在部队从事文艺演出工作。在部队的培养下，这对小姐妹在军营这座大熔炉里不断地学习、进步和成长。在部队组织的各种演出活动中，姐妹俩成绩突出，表现出色，为活跃基层部队的文化生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完成演出任务的同时，她俩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完初、高中的全部课程，1996年姐妹二人双双考入军校。今年在她们即将完成学业之际，上级又将她俩抽调出来，参加建国五十周年首都国庆阅兵仪式。

训练场上，姐妹二人十分努力、刻苦，看不出一丝娇气。采访那天，姐妹俩嗓子都喊哑了，扁桃体都发炎了，但她们服药后，继续坚持训练。给我们印象极深的是，姐妹俩特别懂事，十分理解和关心他人，在我们给她俩拍照时，二人显得有些不安，原因是我们这样做对她们的队友不公平，她们担心正在训练的队友心里产生想法，后经方队领导解释，她俩才变得轻松起来。